各位會員及友好：
我、團牧Frankie、前同工Julian參加了由許寶強策劃的金融海嘯反省撰文計劃，其中基督教的靈性生活反思分兩期出版，今期先有我和Frankie的文 章，下星期日將有Julian的文章，感謝安徒撰前言及後語。先將今日刊登的文章給大家看看，多多指教。
劍玲
_________________
城市裝修﹕救贖•檢視靈性生活
【明報專訊】馬克思說過，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可是，亦有人反過來指，馬克思主義倒是基督教的俗世化身，因為一如天堂般的共產世界降臨，就如基督教所指的彌賽亞（ 救世主）重臨大地。
基督教相信有末日大審判，馬克思主義亦相信資本主義必有末日到來。
百年不遇的金融海嘯，在在提醒人們，馬克思預期的資本主義末日崩盤學說，並未真正成為思想史上的陳迹。
在金融海嘯的浪濤底下，重新審視我們的靈性生活，不能迴避的是對當下教會形態和信仰生活的檢討。
我們社會的基督信仰，是否已變得過分與金融資本主義隨波逐流？
我們是否過分安於教會只扮演救濟與慈惠的政府伙伴角色？再者，當政府高官也開始引用聖經章句之時，人們是否反過來忘記了，耶穌的教導其實是以窮人為本？
這一期「城市裝修」系列，會分兩星期探討作為一種靈性生活的基督教信仰。既是信徒的反思掙扎，也是對一種社會文化和生活形態的批判檢視。無論是劉劍玲的神學討論 ，還是吳國偉回溯靈修傳統的起伏流轉，都指出當下教會主流的靈性生活向度有所不足的地方。
如果這場金融資本主義的危機，正好讓人們痛定思痛，警醒過去遺忘了人及其社會經濟生活中的靈性向度的話，這輯文章正好讓我們了解，無論我們是否相信正在面臨末日 審判，這個社會的基督信徒中間，還是有人滿有自省的熱忱，不去讓宗教變成人民鴉片。
文 安徒
策劃 許寶強
編輯 蔡曉彤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走在窮人運動路上﹕基督信仰反思
【明報專訊】金融海嘯席捲全球，香港亦不能倖免，政府除了天天粉飾太平，或猶如雙面先知般一邊預言失業率將會上升，另一邊則推出壓低工資的財政預算案。面對困局 ，政府只懂小恩小惠式派糖，為七一降溫，又或靠強迫學生驗毒轉移市民視線。金融海嘯的出現是資本高度累積和金融市場瘋狂發展的後果，香港的堅尼系數不斷上升，已 是發達國家中數一數二貧富懸殊的地區。面對危機中的經濟體系和資源分配，基督教有何回應？金融海嘯對基督徒的靈性生活，又有何啟示？
提及基督教和經濟制度的關連，很容易想起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按韋伯的分析，基督新教之所以引發資本主義的出現，是由於信徒不確定自己能否得救， 因此透過累積財富以獲取地上成就，讓自己受上帝祝福，使救恩有多一點的確定。相反，當代香港大部分信徒十分確定自己將會得救，不過，與韋伯分析的基督教相同的， 是香港社會的信仰個人化傾向，對個人靈魂能否得救的重視，積極地傳狹義的福音，領人歸主，並在大風大浪中自求多福，甚或向上流社會招手以求教會在逆境擴充，遺忘 了上帝救贖的普世面向。
舊約財富分配的啟示
在《聖經》舊約古以色列的社會中，就有「禧年」的理想社會構想（《利未記》第25章，《申命記》第14章），解決資源過分集中於某一群人，造成特權階級和貧窮人 缺乏基本生存權利的問題。每逢禧年，即每四十九周年之後，為奴者可以得自由和釋放，欠債的得到豁免，賣出的產業可以贖回，土地停耕休養生息，其間自然而生的果實 和農作物任何人都可以享用。在古代社會，人們可能因天災人禍而要變賣土地甚至為奴，以換取金錢渡過難關，禧年的設立正好讓他們在終其天年之內，有重獲新生的機會 ，整體社會的財產分配，結構性地阻截財富無限積聚，既拉近貧富差距，也讓貧窮不會世代延續。
不少現代社會的政府也建立了健全的財富再分配制度，以縮減貧富懸殊和平衡市場分配中的不平等。近年香港卻反其道而行，例如幾年前取消遺產稅，讓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貧與富跨代延續下去；又實行高地價政策，不論自住還是營商，土地是市民最高的開支之一，人們為土地（租金或供樓）勞碌，甚至面對金融海嘯老闆乘機裁員、工作環 境日益惡劣的情况下，也只能啞忍。香港經濟起飛至今也快五十年了，如果來一個禧年，人人皆有自己的物業，基本生存所需得以解決，就不會被資本家剝削和奴役，甚至 要跨代供樓，青少年一出生便要為上一代的居住權賣身。
窮人為本的福音
耶穌作為基督教的靈魂人物（教內稱之為神的兒子），是窮人運動的推動者。他一出道就宣告福音是為解放貧苦大眾和受壓逼者而設的，「主的靈在我身上，因為他用膏膏 我，叫我傳福音給貧窮的人。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報告神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第4章 18至19節）。耶穌叫少年財主變賣家財分給窮人然後跟隨他（《馬太福音》第19章 16至24節），又說貧窮的人有福，因為上帝的國是他們的（《路加福音》第6章
20節）。耶穌出身低下階層，傳道時亦常與社會最底層的大眾在一起，並且挑戰當時宗教及政治領袖對信仰的理解，最經典的例子是耶穌衝擊聖殿，他不滿宗教領袖「教 商勾結」，將聖殿變成賊窩（《馬可福音》第11章15至19節）。然而耶穌被膏的時候，似乎不認同門徒賙濟窮人的建議（《馬太福音》第26章 6至13節），耶穌回答「窮人常與你們同在，但你們不常有我」，其實是呼應舊約（《申命記》第15章11節）「原來那地上的窮人永不斷絕」，意思就是賙濟的方法 不能從根源上鏟除貧窮。
賙濟的方法並不可取，原因是救濟和慈惠這類模式，並沒有從根源上解決貧富懸殊的結構性問題。香港政府在政策上一方面優惠資本家和投資者，另一方面又缺乏保障勞工 和消費者的相關法例，如集體談判權、最低工資最高工時立法和反壟斷/公平競爭法等，小市民、消費者和勞工議價能力相對薄弱。政府並不積極扮演資源再分配的角色， 對民間提出的全民退休保障和失業緩助金充耳不聞，安全網就只有被污名化了的綜援。從前遍地機會的香港不再，社會流動漸漸緩慢起來，資本集中於最富有的人手上，窮 人再努力工作也不夠餬口。如果不能改變現時社會資源分配的結構，再多的救濟只能暫緩燃眉之急，甚至成為資本家建立形象的手段，而沒有實質幫助窮人脫貧的效果。這 樣看來，如果基督再來到香港的話，形象應該與「長
毛」相像，而不是那些慈善家。
普世救贖Vs.個人化的信仰
德國神學家默茨（Johann Baptist Metz）指出，基督教的救贖不只是個人靈魂的得救，更重要的是整個社會形態的救贖。近代基督教神學將信仰私人化是一大失誤，將宗教看成非政治更是不可能，因為 「非政治」本身就是一種政治的立場，讓信徒以為宗教無關政治，不去過問現存政權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公義的問題，實在是「對上帝的拯救事業一種直接的放棄」。另一名 德國神學家莫特曼（Jurgen Moltmann）亦指出，耶穌之死本身就是一政治事件，耶穌被羅馬官處死、跟隨者殉道等，十字架這刑具本身就提醒受壓逼和為奴者的受難意識，而這樣的意識絕對 與現世政權有關，激發人們參與政治解放的行動。十字架就成了批判現世政權的危險回憶（dangerous memory）。
對比起財政司司長在本年度財政預算案結語中引用一位德國神學家的話，試圖為他那份不理人民死活的預算案增加認受性，實在是對德國神學界一個極大的侮辱。德國在二 次世界大戰時侵略其他國家、國內設集中營及屠殺猶太人，造成神學界中極大的震撼，信徒和神學家們無法不正視這樣的現實。教會在希特勒政權下默不作聲，就等如默許 暴力和屠殺。又由於歐洲的殖民擴張及種種不平等的經濟及政治條約，剝削欺壓第三世界人民，讓默茨提出歐洲神學必須是「一種在政治上敏感的悔改神學」。特區政府若 真的重視「一個道德社會的最終考驗，端視我們給予下一代一個怎樣的社會」的主張，就請為下一代營造公平、適合生存和有未來有盼望的環境。資本不要再被操控在一小 撮人手上，下一代也不需要再為土地和基本生活保
障而愁苦和受控制，青年人也不用在金融海嘯的時候遭受月薪四千元的待遇，更毋須活在無盼望無出路的社會，靠賭、毒麻醉自己，然後還要被懲罰。
普世教會合一運動
這些問題早在大公教會的議事日程。為了回應經濟制度上種種的不平等，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在1978年舉行名為「政治經濟、倫理與神學﹕當代的挑戰」會議，並成立經濟事務諮詢小組研究相關課題，其後確立社會的經濟制度，應以「公義 、參與、可持續」為重要原則。公義即任何經濟或科技發展均以人民的基本需要為首要理由；參與即確認窮人有權參與就業問題的決策，否則將不可能有公義的財富分配制 度；可持續就是要顧及環境資源的限制，不無窮無盡地發展經濟，破壞環境後最終財富卻落入少數人手中。
《聖經》中的先知一方面強調社會資源需要公義地分配，貧苦大眾也能獲得生存的基本所需；另一方面為社會提供真實的盼望，靠的就是貼近貧窮人的社會分析、結構性地 解決貧窮問題的決心，以及不畏強權和既得利益者的勇氣，並前瞻社會未來應走的路。金融海嘯對靈性生活的啟示，就是重新回憶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危險記憶，並走在耶穌 和先知解放受壓迫者的路上，跟隨耶穌窮人運動的腳蹤，以解放被壓迫者和謀求窮人的福祉為己任；重拾禧年制度的精神，於現世尋求更公義的財富分配制度，一起參與上 帝對整個人類社會拯救的事業。
文 劉劍玲（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執行幹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誰要做海嘯後的靈性導師？
【明報專訊】靈修，就是靈性的修養或操練。教徒有規律的抽出時間獨處，進行默想、祈禱、讀經等等宗教活動，就是刻意抽離凡俗的生活，進入神聖的時空，好以更新的 自我再次返入紅塵。於是靈修在本質上就是對現世生活作出異議，甚至是反抗一切現世的價值主張，哪怕這些價值主張披上宗教的外衣。四世紀的沙漠修士湧現，就是對基 督教成為國教後，迅速庸俗化的強力回應。
八十年代以前，香港教會提供的靈修指導材料選擇很少，七八十年代引起風尚的，是由當時基督教的年輕領袖蘇恩佩推介翻譯傅士德（Richard Foster）的《屬靈操練禮讚》，配合她領導的「突破」運動，以「逆流而上、抗衡文化」為軸心，向消費主義、資本主義、個人主義開戰，提出以基督教傳統中不同 的操練——靜默、禁食、簡樸、研究、服侍、慶祝等等由內在至外在、由個人的自我意識至群體服務等多角度的操練指南。當時的「突破」更屬意推動簡樸，隨後譯出了傅 士德的《簡樸生活真諦》。
同期廣為信徒關注的，是由溫偉耀引介、荷蘭籍天主教神父盧雲（Henri Nouwen）一套靈修方法為核心的屬靈操練。比起「突破」針對文化抗衡的靈修取向，盧雲更為關注發達資本主義社會的邊緣人，例如《負傷的治療者》The Wounded Healer指受苦經驗是牧養工作的前提、《奉耶穌的名》認為廿一世紀的領袖的試探是「成為相關、受歡迎、有權勢」，《羅馬城的小丑戲》則延續自《從幻想到祈禱 》中，著重獨處、獨身、禱告及默觀等基督教大公傳統的靈修核心，其中談及羅馬城的大而又空蕩蕩的教堂，盧雲更指出它們的無用之用，跟今天主導社會的積效主義、「 資源增值」，大異奇趣。
值得一題的是教會社會也同樣重視的「加爾各答的天使」德蘭修女，她體驗的「在窮人身上看見基督」呼喚中產階級信徒關注貧窮人，要信徒在身體力行中進行靈修。
以上注重聆聽內心聲音、獨處、默觀、勞動、服侍等等在八九十年代在教會廣為學效的靈修方法，在廿一世紀的香港，忽然銷聲匿迹。
九七後的靈性狀況
九七前信徒的靈性操練主要針對教育、社會工作及醫療等，三種外國傳教士來華所必要開展的福音預備工作。八十年代主導的靈修方法，非常配合這些行業的工作倫理（w ork ethic）。九七後香港的大學畢業生大多投入金融服務業，相應興起了所謂「職場神學」，針對他們出版的靈修書是《市井聖徒》。與八十年代以前的《荒漠甘泉》形 式相似，同樣是個人角度的信仰反省，可以說是後者的「潮」版。
在金融服務業工作的信徒，由於靈修時間少，能夠閱讀的聖經經文短，提供的思考空間更有限，結果是長期對於聖經解讀能力的虧空。最近我接觸的大專生中，有已返教會 十年經驗的，居然不知聖徒保羅是誰。教會極須進行信徒聖經知識調查，以確認及面對信徒靈性知識貧乏的事實。
由商界主導的教會活動
另外，佔據信徒緊迫的時間表的，是一系列企業文化主導的大型教會活動／運動。以往教會辦的大型活動只有兩類，佈道會與培靈會，簡單而言，就是找一些能言善道的牧 師，向教會內（培靈）及教會外（佈道）講道。九七後忽然出現了眾多新型的聚會﹕國慶祈禱會、耶穌大巡行、千人祈禱分享會、全球公禱日等等。而舊有的大型佈道會， 更有成為政府慶回歸的活動之一者。這些活動都轉由商界主導舉辦、設計，以及由商界領袖甚至是官員演說，帶出的信息已不再關乎內心敬虔、犧牲、服務；相反主要的信 息是（新自由主義經濟中）逆境自強、如何成功、在工作（特別是金融服務業）的挑戰中「經歷神」。靈修變相成為支持信徒逆境自強（無論社會和工作環境多麼糟糕）， 甚至成功取得更多名和利的動力，擁抱主流價值。
還有，九七前的教會領袖大多是神職人員，即或沒有什麼高深神學理論，牧會起碼廿年以上。九七後香港卻出現新的靈性指標，只要是有社會身分，特別是企業及政治身分 ，立時成為大型聚會的站台人。於是黃仁龍在禁毒報告書引一段時空錯置的箴言、曾俊華誤引一位德國神學家，本來無非為其工作加強基督教對政府的合法性，效果卻是進 一步對基督教進行挪用，抽空教會的知識基礎，改造了基督教的靈性。
重拾古典屬靈操練
新的教會「話事人」長於籌辦各種event，以保險業為例，筆者一位剛畢業入行一年的友人，已可以兩三日內動員200人籌辦嘉年華會。這種動員及組織類似大球場 級數的活動的能力，是傳統教會組織的什麼領袖訓練，所望塵莫及的。
配合教徒缺乏教導聖經、教會對（中國）市場的渴求、九七後「類國教」位置的失落、中產教徒在M型社會的焦慮，古老的獨處、默想已顯得奢侈，研究聖經、堅持真理甚 至會「危害」人際關係，今時今日已顯得不合時宜；反而靈活、服從、忍耐、服務、追求卓越等，成為了主流社會輕易挪用的靈性質素。然而，經歷金融海嘯的衝擊，中產 信徒可有新的靈性導師？是要堅持跟隨社會的「成功人士」的靈性？還是要回到（抗衡資本主義的）古典的屬靈操練？又還是基督教要來一次徹底的社會Vs.神學對話， 結合大公教會的智慧與本地進步思維，建構新一代公義、參與、可持續的靈性？
文 吳國偉（大公神學工作室）
Yahoo!香港提供網上安全攻略，教你如何防範黑客! 請前往 http://hk.promo.yahoo.com/security/ 了解更多!
|
